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赞美那样些伟大的企业。他们不只是创造和产品和财富。而是在改变我们一代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让我们仰望那些伟大的企业。

       他们让我们知道“主动”（Positive），“责任和义务”（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正直”（Integrity）；知道“自我驱动和自我管理”（Self-Driven & Self-Management），"信任或信誉"(Credit)和“创新”（Innovation）；知道"团队精神"(Teamwork)和"领导力"（Leadership），等等。

       这些卓越的品质，通过自由竞争和建立商业规则慢慢的确立，变成无数员工血液的一部分。

       这些伟大的企业，比如IBM、GE、丰田、索尼、华为、联想、阿里巴巴。也包括了我所在的企业。

       所以，等等中国的企业，中国会诞生更多伟大的企业，慢慢在这个商业社会里，塑造出新一代的中国人。

 

 

      没有大师的日子寂寞。

      但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大师都不在大学，也不在政府。谁是大师？谁能影响一代中国人做人和做事的方式？谁能帮助中国人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商业社会并且战无不胜的核心能力？

      任正非、柳传志、马云这些人；再如台湾宏基的施振荣先生，富士康的郭台铭先生这些人。

 

 

      不要忘记，乡村的小农经济实验一千年，也产生不了民主的思想和土壤，这是因为：正义、良知、责任这样价值观在一个一盘散沙的小农家经济的农村里，没有一个权威来改变中国农民的这些意识，从而作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国有企业由于条件所限，那些领导人不是没有思想，而是这些他们企业经营的核心价值观需要服从于党的思想，因此，很多东西就淡化了，并且随着领导人的更替，没有经过积淀和固化的东西经常被清洗一空。

      商业社会真正的原动力，在于优秀的企业培养出了一代商业企业需要的具备主动精神、承担责任、创新、等核心素质的人才。这些人才构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也会成为国家走向民主、繁荣的希望。

      过去从1949到2009这60年的台湾就是实例。我们从改革开放1978到2009，才不过31年时间，就这短短的30年我们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取得巨大的进步，民众的公共权利意识已经大大提高。

      所以我们真正成为商业社会、产生商业领袖、出现新一代企业公民的时间尚短，民权意识的觉醒需要时间的积淀，很多事情需要耐心，无需一蹴而就。

 

 

     官与商、官与民、民与商这三大关系一直是商业社会主流的三大关系。

     新劳动合同法试图处理民与商的关系，也即就业与雇佣的关系。其实新劳动合同法对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产业的打击和杀伤是非常厉害的。

     上周在凤凰卫视看一个经济学者讲，我以为然。当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之难，难在于企业没有创新能力需要的高端人才，中国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几亿基本上还是小学文化程度，这两个现实，决定了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不仅仅是“腾笼换鸟”这么简单。武断的经济决策可能带来的这几亿劳动力的长期潜在失业、技能得不到任何提升、家庭得不到任何积累、下一代继续限于赤贫。

     官与商，在我们国家始终有红顶商人之说，最好的商人就是懂政治。所以这两方总是如鱼得水，两情相悦的。

     官与民，每当很多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爆发矛盾冲突的最尖锐的地方在官与民。如何处理好官与民的关系也是当今一大挑战。

 

 

      有个人对目前大师乱飞的状况说：假如他们没有影响我，假如他没有改变我，我为什么要尊称他为“大师”和“神”？

      那些大师从何而来?从书斋里来，从百家讲坛来。

      我更愿意相信那些帮助我们建立良知、同情心和浪漫情怀的一代文人，比如鲁迅、金庸。

      现在的这些大师，更确切的说充其量是说书人罢。多看了几本演义，然后添加一些自己的揣测推理和杜撰，加点政局纷争、宫闱轶事，把故事讲的生动些，就是这样子。比如讲三国、隋唐、武则天的，这些和我们小时候听得那些段子，相距不远。

      所以，假如没有影响我们，没有影响一代中国人，没有为塑造中国人的灵魂有任何的Contribution，那么也可让这些人，从大师的位置下来，从神的位置下来。

      也请政客，还有媒体，放弃造神者的姿态。伟大的东西是无声的，改变我们于无形，该是恒久而不需要刻意的。